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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2011年中央政府在收紧流动性上颇见成效,货币供应量,特别是M2的增幅已经压下来了,银行新增贷款的总量也基本控制在年初的预期目标。货币供应量和银行新增贷款规模的增长率与9%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另一个问题是要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这是得民心的举措。我们应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确定调控政策。我们的一线城市,甚至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是极为不合理的,既背离了市场价值规律,也背离了市场供求规律。和国际市场比较就更不合理了。这样高昂的价格需要有一定的收入和需求支撑才行,不然房地产市场就会出现泡沫。很多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成为了投资品和投机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房地产价格扭曲上涨,导致一大批中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特别是一群新生的中低收入群体、年轻人、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基本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房地产价格疯涨已经成为另一重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所以中央坚持调控是非常正确的。应该予以积极的评价。彭晓光: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在迅速下降,价格也在下降。韩永文: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很赞成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的:房地产价格调控不能放松。因为这轮价格上涨是从2003年一直涨到现在的,累计价值上涨很大,仅仅一年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我们需要时间。很多房地产商利用银行贷款而不是自有资金来进行投资。因此房地产市场价格如果降幅过大,也可能出现银行资金断裂,加大银行风险问题。林鹰:2011年10月,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曾表示,最新一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即便房地产抵押品下跌四成,我国银行业仍风险可控。韩永文:相信央行和银监会在这方面都做过系统分析,目前应该还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解决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问题上的政策是非常好的,政府的决心也非常大,这是解决民生基本需要的重要政策。国外有一些成功经验,例如德国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第二,保障性住房建设减轻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压力,供给增加了,价格自然也就下降了。所以整体来看,2011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错。·2012年中国仍会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增长速度·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调整上有所突破,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城市化尤其小城镇的发展需有产业支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定向支持彭晓光: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的高速发展,国内外有部分声音存有疑虑。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这种质疑的声音更加强烈了,对此您怎么看?韩永文:当前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全面疲软,欧洲身陷主权债务问题,美国的经济整体也欠佳,日本更糟糕??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严重,经济不稳。今年我国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有主动调控的原因,也有国际市场的影响,还有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所致。很多经济学家担心2012年的经济增长,我相信2012年中国依然会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增长速度。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两个积极性,地方要求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而且也有很强的创造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12年经济安排上已经考虑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合理化和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但是经济是否能如期运行,还取决于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增加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彭晓光:就您了解的情况看,保持这样的增速对地方上的压力大不大?韩永文:就我了解的情况和感受,地方政府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各地有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央也有大的战略要求,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政策上也将体现在支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上。从经济发展的梯次结构转移来看,中西部地区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需要加大投入,增强发展潜力。现在国内国外的要素资金都在逐渐加大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动。从宏观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没有经济增长过度下滑的担忧。明年在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各地应该根据中央的政策安排,在调整结构上多下功夫。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连续性的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如何在现实中进行调整,我们面临着几个矛盾。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来看,给了世界经济一个很大的教训,这就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是靠实体经济来满足的。所以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必须要坚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所受冲击比较小,是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欧洲的德国能迅速从危机中走出来,也是因为其实体经济非常强大。无论产业结构怎样调整,传统产业还是要保持的,在这方面中国之于全球仍具有明显优势。但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优势在减弱,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供给中进口的比例越来越高,价格上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在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上,在产品质量和结构上有所突破,不断优化才能保持发展的比较优势地位。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这应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总书记强调要发展新兴战略性业。我们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有不少是和发达国家在同一个起点上的,但是我们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并不明显。此外,新兴战略性产业何时才能成为支柱性产业,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比如新能源汽车,现在还没有比较成型的产品;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和提升传统产业,同时也要注重创新,因为世界经济要向前走必须要靠创新。而技术创新是靠产业创新来实现的。综上所述,在产业上,我们第一是如何在传统产业上提高质量,保持优势;第二点是如何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实现科技创新;第三是如何解决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一点儿,而发达国家多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有60%,相比之下,我们的水平较低。我国的产业优势在制造业,制造业所占比重很大,所以应强调围绕制造业发展服务业,促进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从更宏观一些层面来看,中国还存在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的题。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则相应在减弱,这是亟须加强的,也就是中央强调改善民生、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策略。我有一个观点,如果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合理了,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合理了,我们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尽管如此,但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的质量将会大大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反而会加快。彭晓光:调整经济增长结构这个过程通常比较长吧?韩永文:日本是在二战以后,从1946年到上世纪70年代,大约用30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德国尽管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但是在二战中基本被炸成了废墟,也差不多是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60年时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书记讲话和总理讲话都提出加快和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在于加快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是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部分真正成为城市人口以后,社会消费需求会有所提升。会议也明确提出,城市化的发展也应该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大城市化。同时要注意小城镇的发展要有产业支撑。彭晓光:没有产业支撑,强行把人弄到城市里去,就是“死城”、“睡城”,没有就业。韩永文:我们在讨论发展小城镇的时候,明确提出要研究产业支撑。产业支撑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间的产业配套。如果你有的我也有,那会导致产业趋同化。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要差异化。所以城市化发展需要加强规划,形成特色产业和产业互补。彭晓光: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是“稳中求进”,无论是“稳”还是“进”,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深化的背景下,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韩永文:会议的一个重要基调是,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的专有名词,西方通常只分两类: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从实质上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含义是“偏紧”。我认为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维持经济稳定,财政政策要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需要稳健,但是预计货币总量和银行新增贷款数量也会比2011年大一些。另外,这次会议还提出在贷款投放上对需要扶持发展的一些领域、产业和小微企业等实行“定向支持”。彭晓光:定向支持与定向宽松有什么区别?韩永文:定向支持不是定向宽松,是对一些有发展优势和能够形成未来发展热点、支持社会就业、改善结构的区域、产业、企业实行结构性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特有的说法,国外只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我们实际上是偏紧的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只能在制度层面,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信贷政策,形成“定向支持”。这就将产业政策引入到宏观政策中来。彭晓光:结构性减税的针对性体现在哪些部分?韩永文:2011年工资性收入税收起征点提高就是其中之一,明年还要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用一些增值税替代营业税;此外还有根据微型企业的收入和规模确定税收起征点,免征一些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等,都是重大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现在房产税的改革还在试点之中,目前只在上海和重庆施行,加快推进是好事,但也会有阻力。彭晓光: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调控有哪些不同之处?韩永文:中国的宏观调控与国外不太一样。国外进行调控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手段。中国从2003年以来所经历的宏观调控来看,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土地政策也很重要,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中比较见效,因而,它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外,还有产业政策,这应该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工具。这方面日本曾经运用得很好,我们现在也还在运用。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国家指导性计划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结合起来使用。另外还有社会发展政策。强调民本民生,也是一种宏观调控,尤其现在中央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此外还有价格政策,我不认为它是宏观政策手段,但它是执行宏观政策的一个方面,里面有宏观要素,比如控制通胀,它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要靠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实现。彭晓光:我认为控制通胀不能简单地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有些价格管制措施。在现代经济中有一种市场博弈行为,可以制造一种扭曲的价格。韩永文:我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中对价格管制有专门论述。先是经济生活中有一种情况,外部资本输入、进来后所形成的市场垄断,导致了价格扭曲。这时单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行的。货币政策是管总量的,财政政策管总量、也管结构。我们和西方不太一样。现阶段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只能管理总量,大体上是一刀切的,调存款准备金、利率基本上是“一刀切”的措施;削减财政赤字,也是总量政策,但财政支出是可以定向的,比如转移支付,哪些支持那些不支持等,可以实行定向控制和“定向支持”。因此,财政政策带有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的属性。彭晓光:但是在宏观调控上总是容易走入“多了多了,少了少;少了少了,多了多”的循环中。韩永文:所以,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尤其需要掌握适度灵活的原则。比如这一轮通胀主要还是因为食品价格引起的,所以从价格上讲,主要还是应该调节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当然这一轮通胀也有货币因素,即货币发行量积累过多,票子毛了。因此中央的调控措施也是正确的,再辅以有效的价格管制手段,就会更有针对性,更有成效。现在还有一种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有相当距离,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经济安全问题。当前各国的经济与政治互相渗透,要保证各国自身的经济安全,就需要实时进行调控。彭晓光: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是,货币紧缩也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比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货币紧缩后生产被突然终止,供应没有了,结果是越紧缩越通胀。韩永文:在中国有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之分。货币政策是总量的,金融政策则是货币政策的补充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工具的使用上,可以有一些定向调整,比如利率,对农业,贷款利率可以低一些;对大银行,利率控制要严,对小银行就可以适度放开一些。这些政策我们现在也在执行,只是执行过程中还有许多亟待改善的地方。中国这么大,行业、地域差别都很大,需要有差别对待,尽量不搞一刀切。·地方财政的压力很大,同时中西部省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很快,但个人收入仍然偏低·中部崛起一方面要靠政策引导,更重要的还是要靠市场,要看产业结构转移·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以后也开始搞制造业,全球生产力过剩将进一步加剧,未来我们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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